臺灣文學的前行者─鍾理和評介 李素琴老師提供
一、 前言
鍾理和是臺灣文學史上最特殊的小說家。
他生長在臺灣最苦難的年代，飽受日本殖民主義統治的苦楚，傳統封建社會的桎梏，以及「白色恐怖」時代對知識份子的思想監禁。短短四十五歲的生涯，寫入了臺灣歷史最晦暗的一頁。
他有祖國的原鄉人情懷，卻不像連雅堂那般以發揚種姓為職志；他以鄉土與農民為題材，卻不像賴和以臺灣話文專力寫作；他與呂赫若相差只一歲，卻沒有呂赫若那般鋒芒畢露的才華。在整個臺灣文學運動史上，賴和在獄中得病而死，楊逵多次入獄，吳濁流也不惜以生命為賭注，完成「亞細亞的孤兒」，而鍾理和卻毫無激烈尖銳的驚人表現，只是在貧病交迫、自顧不暇的境遇中，冷冷地透析，默默地筆耕。
當臺灣文學的激流奔騰澎湃地發出怒吼時，鐘理和始終是個藉藉無名的文字工作者，直到五十年代，他的筆端趨於成熟，卓然成家，卻又是反共文學時代的退稿專家。六十年代本土作家走出反共文學的時候，他已結束生命。
毫無疑問的，鐘理和不以強烈的時代感與民族意識震懾人心，也不以氣勢奔放、才華獨具的文采風靡讀者，他之所以特殊，就在於身處悲壯偉大的年代，而無任何悲壯偉大的突出表現，卻又蓄積著堅忍深厚的生命力。這一位志在文學的作家，究竟表現了何種精神？堅持著何種人生觀與文學觀？他的作品關心的重點是什麼？他的文學生命所代表的時代意義又是什麼？
一個不具耀眼光芒，卻有豐富生命內涵的作家，是最值得探討的對象。
二、 作家小傳
鍾理和，一九一五年生於屏東縣高樹鄉，幼年時入鹽埔公學校及長治公學校習日文，期間並入私塾習漢文。兩年村塾的教育使他廣泛閱讀古典文學，其後並接觸西洋小說及三十年代作品，從此立志要當一個作家。
一九三二年隨父親至美濃經營笠山農場，認識鍾台妹女士；一九三八年因與台妹同姓婚姻受阻，隻身渡海到東北瀋陽，一九四○年返台帶領台妹經韓國前往中國東北；一九四一年遷北京，曾任翻譯員，經營零售店，但為時不久，後專力寫作，生活靠友人接濟。
一九四六年舉家離開北平，搭難民船返臺，回到美濃笠山家中，曾短暫任職內埔初中代用國文教師，後即因肺疾惡化，輾轉於醫院與家鄉之間，期間家計全賴父親處分得的家產，及台妹女士的獨力支撐。
一九四七年入松山療養院診治肺疾，三年後始出院返家，此後十年在貧病交迫中筆耕，完成他一生大部分的作品；一九六○年於病床上修訂「雨」，不幸肺疾復發，咯血致死。
鍾理和的一生跨越了日本統治時代和戰後的白色恐怖，他的父親是地方士紳，二哥鍾皓東又是一位激烈、熱情的知識份子，以這樣的身世背景，他應該是
一位光采熠熠、思想卓越的文壇才子，然而同姓婚姻註定了他一生的不幸，生活落魄，默默無名。他以親身的體驗，見證了時代的苦難，以一隻筆詮釋了「堅忍」的生命力。相較於卓越的文壇領袖，或許他更能走進社會大眾的心靈。
三、 作品簡介
鍾理和的寫作生涯極短，嚴格說來大約只有九年，作品約有五十多篇，張良澤先生曾統計鍾理和畢生所有作品，並編輯鍾理和全集。其中已發表的作品有一長篇、三中篇、三十五短篇，已完成而未發表的有十五短篇，未完成的作品有七篇，至於鍾理和筆記中所開列的作品一覽表，有二十四篇未見原稿。全集包括《夾竹桃》、《雨》、《原鄉人》、《做田》、《笠山農場》、《鍾理和日記》、《鍾理和書簡》、《鍾理和殘集》共八冊。
鍾理和被形容為自傳形的作家，他的作品就取材而言大約可以分為三類：
（一）、原鄉人的傳奇
這一類的作品是他在大陸生活的情況，和對臺灣人命運的感懷。有些是旅居北平時的作品，有些是返鄉後的回憶或修補舊作。代表的作品有《夾竹桃》、《原鄉人》、《門》、《白薯的悲哀》。
《夾竹桃》一書，民國三十四年四月由北平馬德增書店印行。內容描寫他在北平大雜院居住時的所見所聞，他描寫這裡住了數戶「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，他們得天獨厚地具備了人類凡有的美德：忍耐、知足、沈默。他們能夠像野豬住在他們那昏暗又骯髒、又潮濕的窩巢之中，是那麼舒服而且滿足」，院中的南方青年來到這裡，最先感到的，「是這院裡人的街坊間的感情的索漠和冷淡」，尤其是文中的林大順的繼室，他更痛譴為「中國的後母、中國的後母」，他更感嘆：「何謂命運？拆開來說，便是貧窮、無知、守舊、疾病、無秩序、沒有住宅、不潔、缺乏安全可靠的醫學、教育不發達、貪官污吏、奸商、阿片、賭博、嫉視新制度和新東西的心理。」全文充滿了銳利的批判，也明白地看出一種祖國夢碎的心情。
《原鄉人》描寫作者幼時私塾裡的「大陸先生」，和走江湖的「原鄉人」，留給他的深刻印象，以及父親敘述原鄉的情形，並提到二哥鍾皓東是真正啟發他對中國的思想和感情的人。最後作者離家投奔大陸，「我不是愛國主義者，但是原鄉人的血必須流還大陸。這一篇作品可以視為他祖國情懷的出發，然而筆調卻不是濃烈激情的愛國主義者，反而如他父親在敘述中國時一般，「那口吻就和一個人在敘述從前顯赫而今沒落的舅舅家，帶了二分嘲笑、三分尊敬、五分嘆息。」隱約透露著幾分失望。
《門》的故事記年輕的父親在異地他鄉初為人父，等待新生命到來的心靈筆記。他用繁複、幾近於詩的語言，營造了仿佛會有隨時到來的不幸與悲慘的氣氛，文中的中國卻是「失卻人性、羞恥、與神的民族」。這「門」的象徵意義極大，代表了生命、死亡、苦難、善惡，還有欲望。
《白薯的悲哀》以模糊的筆調道盡在北平的臺灣人的悲哀，「白薯」即象徵臺灣人。「北平是偉大的，以他的謙讓與偉大，他是可以擁抱了一切。但假若你被人曉得了是臺灣人，那是很不妙的。那是很不幸的，是等於叫人宣判了死刑。」一個殖民地的島民，期盼奔回祖國的懷抱，得到的回報竟是「你們吃飽了日本飯了吧！」，無疑的，「臺灣」是一個被日本人蹂躪剝削，被祖國歧視唾棄的小島。
與鍾理合同時代的作家所描寫的多是日據時代的臺灣經驗，而鍾理和卻是以一個飽嚐殖民經驗的臺灣人，描寫他的祖國經驗，這類作品表現出他對祖國人民矛盾、失望的感情，以及一個臺灣人流落異鄉的孤獨與艱困。這些題材在臺灣文學史上是相當獨特的。
（二）同姓婚姻的奮鬥
這類作品完全以他自己的生活為主題。由於同姓婚姻被傳統社會視為叛逆，他不得不作奔逃的演出，多年後重返家鄉，仍然未得到包容與諒解，加上因病蕩盡家產，因窮錯失醫療而使長子駝背，次子不幸夭折，這一連串不幸的打擊，就如同是同姓婚姻的詛咒。家庭的重重苦難，封建社會的愚昧凌辱，內外交攻地考驗著他的愛與信念。代表的作品有《同姓之婚》、《奔逃》、《貧賤夫妻》、《復活》、《野茫茫》。
《同姓之婚》敘述了作者與平妹認識的經過，以及來自傳統封建社會的壓力與凌辱，不但所有的朋友都遠離，甚至鄉人們還用「畜生」來比喻，用「天不允許」來譴責。
《奔逃》是作者接平妹離開臺灣，經韓國前往東北的經過。這是為愛而奔逃，為反抗傳統社會偏見而奔逃，全篇筆調既堅定又焦慮，也充滿了疲憊與困頓，似乎也預言了苦難的開始。
《貧賤夫妻》原名「鶼鰈情深」，曾由王榕青譯為日文發表。作者因病蕩盡家產，回家後主理家務，家計全由平妹支撐，到林地做工，因工資微薄，不得不盜伐山林，時遭林警追補，經常跌得混身是傷。這樣艱困的歲月，他們所表現的生活態度竟是出奇的平和，毫無怨尤，正如平妹說的：「我吃點苦沒關係，只要你病好，一切就都會好起來。」
《野茫茫》則是作者次子不幸夭折，舉家在頭七忌日時上墳的祭文。這一篇不單純是喪子之痛，更尖銳地刺痛了同姓之婚的陰影，因為此時的平妹表現的是「被奪去一切的絕望者椎心的悲訴」，而作者本身所陳述的是「不再有什麼可向人證明我們的關係的合理性了」、「果真天不允許麼？」，對於這場向傳統挑戰的婚姻，這無疑是最無情的考驗。
《復活》則是憲兒的出生，十足像夭折的宏兒投胎轉世，於是作者竟帶著贖罪的心情，百般寵愛幼子。無疑的，復活的不是次子，而是作者從婚姻的陰霾中重見生機，喪子的懊悔得到補救的機會，使他可以重新肯定對愛與婚姻的堅持，因此即使幼子拿棍子打他，他也高興得感到「一種微妙的醉人的感覺」、「帶點辣辣的快感」。
這類作品以生活為主題，交織穿插的是「窮」、「病」、「社會偏見的壓迫」。永無止期的不幸和打擊，不免讓人懷疑究竟為什麼要活著受苦？又如何能承受這苦？是的，這非常人所能忍受，那麼作者文字之外那份驚人的堅忍毅力，以即對文學的堅持，就更值得探討了。
（三）農村、農民及鄉居生活
一般人認為最能表現鍾理和的創作理念，和悲天憫人胸懷的作品，是以農民生活為主題的小說。三年住院治療肺疾的那一場經驗，使他在人生觀上有了重大的改變，畢竟他曾經歷病情的急速惡化，開刀前後生死未卜的命運關頭，因此在出院之後，他關注的焦點改變了，反抗精神與批判色彩默默消失，個人意識從作品中淡出，取而代之的是平淡流順的敘述，是淺樸、真實、鮮活的鄉間小人物，是戰後破敗的臺灣農村社會。《假黎婆》、《阿遠》、《菸樓》、《挖石頭的老人》、《老樵夫》等篇描寫鄉間的小人物，《作田》、《西北雨》、《安灶》、《耳環》、《雨》、《還鄉記》、《故鄉》等篇則是描寫身邊農民的生活。《阿遠》、《菸樓》、《雨》、《故鄉》等篇可以看出鍾理和對人性尊嚴的探索，以及民胞物與的關懷。
《阿遠》是個獃頭獃腦，男不像男、女不像女，智障到近乎瘋顛的女人，除了趕牛拾牛糞以外，幾乎就不被當成人來看待，常是村裡捉弄取笑的對象，即使在他丈夫阿貴眼裡，她也是連條母牛都不如。甚至後來還演出牛販子要來找阿貴以牛換人的笑話。而作者在文末寫著：「現在，大家都如此珍視牛屎，而阿遠之撿拾牛屎是不後於任何人的，不，如由這方面看來，她應該是一個勤勉的人。那麼，她是否會因此獲得更多的重視呢？」。
《菸樓》描寫手足情深，也反映了農民為生活所奴役，主人翁蕭連發為謀2得更好的生活，連夜印磚、運石頭、砍樹，親自建菸樓，工作尚未完成，還需籌錢替弟弟訂親。作者透過筆下的人物說著：「真是冤業（菸業）！」，「半個多月來，屁股就不曾粘過凳子，累得腰都伸不直了。」
《雨》描寫某農村因久旱而發生的恩恩怨怨，全篇以個性剛烈的主人翁黃進德為線索描述了土地糾紛、愛情糾紛、農民爭水鬥毆 、水槽的打架、呼號，女人的尖叫，以及廟前求雨的敬畏、虔誠。最後下了一場大雨，「農夫們回到他們的生活上去了。」，作者無意表達個人看法，只是平實而冷靜地描繪─這就是生活。
《故鄉》是由竹頭庄、山火、阿煌叔、親家與山歌四部作品合篇而成，描寫戰後臺灣農村的衰敗與凋敝，包括經濟的、人的靈魂的惰落，可以視為戰後臺灣農村素描，是作者筆力最為成熟的作品，寫來極富震撼力。
這一類作品在選材和筆調上，都很明顯地跳開「自我」的象牙塔，不再受困於自身的遭遇，急於表達內心的煎熬、掙扎與隱忍；反而是出奇的冷靜，樸實客觀地詳細記錄，每一筆都是殘酷、衰敗、落後、悽慘的景象，都是無盡的苦楚。然而卻沒有悲傷、哀怨、消極、詛咒。仿佛他筆下的每一個人物，都能默默地承受這苦楚。
四、 思想初探
乍看之下鍾理和只寫他身邊瑣屑的故事，作品的幅度狹隘，思想顯得貧乏，缺乏大家的格局。然而作家畢竟不是奔走呼號、宣揚主義的革命家，也不是以教條判決善惡、淨化社會的宗教家與道德家。他負有探索人性、家庭、社會問題的責任，捕捉千古一同的人類心靈，昇華出放諸四海皆準的思想與感情，讓人類在文學的世界中得到「真」的感動、「善」的慰藉、「美」的提升，得到生命的源泉。至於解決問題，那是個人的事情了。
說鍾理和的氣度狹小，那是不公平的。在《白薯的悲哀》裡有三十年代作家急於說理的痕跡；在《門》、《夾竹桃》裡有豐富的象徵意義，以及西方小說刻劃人性的強力透析。只是他不同於呂赫若與楊逵，主角的形象不是知識份子、英雄、救世主，而是一個充滿無力感與無助敢，感受生命困頓的平凡人。平凡人不是沒有思想的人，在所有小說中，最睿智的語言常是出自滑稽、不起眼的小人物之口。
將鍾理和各類作品作一比較，即可窺見一個作家心靈成長的軌跡，他的一生有三大關鍵期：第一段自我的認同，是大陸先生與他二哥鍾皓東給他的思想啟蒙。第二段自我的救贖，是「同姓之婚」所帶來的陰影。第三段自我的超越，是三年治療肺疾的生死搏鬥，使他突破了生死，突破了心靈意志的禁囿，昇華為悲天憫人的情操。
（一）自我的外在認同─臺灣人的祖國情懷
鍾理和一度被視為臺灣作家熱愛祖國的象徵，從他的作品《原鄉人》裡，也表達了一份模糊的祖國情懷，受私塾的大陸先生和走江湖的「原鄉人」影響，再加上他的二哥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，抗戰時勇敢地奔赴大陸，二二八事變時又輕易放棄求生機會，寧願選擇被槍決。由於二哥的思想啟蒙，為鍾理和刻化了一個有血性的、奉獻的、完成大我的愛國主義形象。和所有日據時代的知識青年一樣，年輕的鍾理和也把自我的實現架構在民族主義的祖國情懷裡，因此在他遭遇婚姻的挫折時，他把夢想寄託在祖國。
然而他的原鄉人情懷是複雜、矛盾的，是唐吉訶德式的，經不起事實的考驗。在《原鄉人》裡他透露了個人的祖國情節，他的奶奶答他：「傻孩子，我們可不是原鄉人啊！」，他的父親帶著五分嘆息，對中國「很灰心」。他有八年多的「祖國」生活經驗，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二日的日記裡，他寫著中國人對臺灣有「山海經式的認識與關懷」。在《夾竹桃》裡，他看到的是醜陋的北京，在《門》裡他更直接說中國是「失卻人性、羞恥與神的民族」，何其畸型的祖國，與他的夢想有天壤之別。
「我不是愛國主義者，但是原鄉人的血必須流返原鄉，才會停止沸騰！」《原鄉人》，這意味著夜夜夢回祖國，抑或祖國夢碎？臺灣新文學史家陳芳明曾經解釋鍾理和的「原鄉人血液說」，他以為應該是在描述要去見識、經歷原鄉的那股衝動，沒有去前血液會因渴望而沸騰，然而一但真的踏上原鄉的土地，血液就會因失望而冷卻，而停止沸騰。證諸鍾理和的其他作品，這解釋應該是真確的。
當北平的同胞回答一個買國旗的臺灣小孩：「你是買哪國的國旗？日本的可不大好買了！」，當熱愛祖國的人聽到「你們吃飽日本飯了吧！」（白薯的悲哀），這心情或許更像吳濁流所寫的《亞細亞的孤兒》。
被祖國唾棄、被日本蹂躪，偉大的自我實現夢想幻滅，剩下的問題只是：究竟我是誰？於是鍾理和轉而向內在的自我挖掘。
（二）自我的內在肯定─愛的陰影與救贖
鍾理和干犯了社會習俗的禁忌，與同性的平妹私奔結婚，這一系列的作品雖然反應了社會偏見的可怕，透露了純樸的鄉民也有無知的可笑與可惡。然而這始終是他心頭強大的陰影，他深怕這是一場有罪的婚姻，深怕他的家庭會受詛咒，這陰影化身在他的作品裡，反覆地呈現罪與罰、懺悔與救贖的意識。
在《門》這篇作品裡，年輕的父親等待妻子的分娩，應該是一種生命的期待與喜悅，然而作者卻用繁複的語言，極力地雕飾出一種接近不幸、悲慘的低沈氣氛，充滿了驚恐、害怕的心情，即使小孩子生下來了，也提不起靠近探視的勇氣，妻子的一句「你怕啊，是你的兒子呀！」，正戳破鍾理和心理的要害，他確實怕，怕上天審判他的婚姻有罪，在下一代身上做懲罰。《同姓之婚》裡的妻子露出難得一見的微笑，只是因為鄰人說起他們的孩子生得好，而這竟是他們頭一次這樣歡喜─頭一次跳出罪罰的陰影。
然而不幸終究接二連三地來，疾病纏身、長子駝背，最強壯的次子又夭折，所有鄉人的詛咒：「牛、畜牲、逆子」、「天不允許」逐項應驗，鍾理和是被擊敗了，他在「野茫茫」裡寫著：「然而我們已不再有什麼可向人呈示的了，不再有什麼可向人證明我們的合理性了。我們的完整在哪裡？健全在哪裡？強壯在哪裡？沒有，什麼都沒有。」連一向堅強的妻，此刻也是「被奪去一切的絕望者錐心的悲訴了」。這是有罪者的審判，是天譴的懲罰，作者無力、無助到近乎崩潰，只是他不能倒，一在地說著：「果真天不允許麼？我不相信的，我不相信的！」。
《復活》一文是典型的救贖文學。同性之婚─罪；宏兒之死─罰；憲兒酷似宏兒再生─復活；作者陷入痛苦中，勾起宏兒的種種情景，以及自己的冷酷─懺悔；作者一反往昔，縱容憲兒，甚至讓兒子當馬騎，領受兒子拿棍子打的快感─救贖；最後父子連心，體溫相傳，作者終於平靜開朗了─鍾理和「復活」了。救贖過程的沈痛、焦躁、沮喪、淚水模糊，終至如釋重負，這何嘗不是象徵了鍾理和走出婚姻陰影的奮鬥過程。
為了這場婚姻，他遠走原鄉求發展，最後落魄而歸故鄉；他寄望在兒女的健全上，但長子因貧的疏忽而駝背，次子又夭折；至於他自己，疾病纏身，無力承擔家計，一家之主的社會角色期待，他也無力扮演。外在的鍾理和勇於向封建習俗挑戰，勇於向貧、病挑戰，勇於向人群的無情取笑挑戰；內在的鍾理和卻是羞愧、沈痛、焦躁、沮喪，掙扎在罪與罰的陰影中。或許這也是他在窮得連掙兩碗飯吃都成問題的處境中，仍然堅持寫作的原因之一，因為他走在為愛而奔逃的不歸路上，必須藉著創作不斷地自我救贖，走出重重苦難遭遇的陰影，使他的靈魂可以復活，而真正救贖他的不是文學，是對「愛」堅定不移的信念。
因為「愛」，鍾理和找到內在生命堅忍不屈、無懼無悔的偉大力量，讓他得以繼續完成文學的宏願，思索苦難年代人類生存的價值與生命的歸趨。
（三）自我的超越─悲天憫人的社會關懷
受苦的人最大的財富，不是粒粒皆辛苦的米飯，而是「無緣大慈、同體大悲」的情操。唯有歷盡生之折磨─病，與苦之憂懼─貧，才能撫觸人類心靈深處的痛，真實而細膩地與人類同悲、同喜，體驗生存的價值與人性的尊嚴。這份慈悲的大愛，使人從外在生理、物質的逼迫，與內在情感的糾結掙札中得到解脫，化而為寧靜永恆的生命之美。這是鍾理和的第三段心靈成長─將個人的愛，擴充為土地與人民的關懷。
在鍾理和鄉土、農民系列的作品裡，我們看不到杜甫「朱門酒肉臭，路有凍死骨」的痛心疾首，也看不到白居易「一叢深色花，十戶中人賦」的憂心忡忡。戰後的台灣，飽受剝奪、蹂躪的土地上，竟然找不到一絲一毫的天怒人怨。他只是小心翼翼地保存土地的傷痕，真真實實地寫下農民的原貌，沒有憤怒咆哮，也沒有幽怨感傷；既無須同情憐憫，更無須激賞喝采；出奇的冷、出奇的靜。他只是用慈悲的心，貼著苦難的土地與人民，維護人性的尊嚴，也詮釋生存的原則。
《阿遠》所討論的主題正是人性的尊嚴。一個近乎智障與瘋顛的女人，是周圍那些小人物尋開心捉弄的對象，他們之所以嘲弄調笑、一旁看戲，無非因為阿遠的無知、無用與殘缺。然而讀者細細看來，卻清清楚楚地體會真正無知的人，是那些捉弄他的，自以為「有知」的人。阿遠只是生理的無知，他人卻是人性的無知，非得等到「牛換人」，才有人出來說「太不像話了」，才意識到再殘缺的人，終究也有人的尊嚴。而作者也因阿遠擅於撿拾牛屎，肯定她是個「勤勉」的人，應該得到更多的重視。由此可知，不論美與醜、完整與殘缺，在「人性尊嚴」的基點上，人人都該得到平等的敬意。
最能看出台灣光復之際農村景象的作品，自然非《故鄉》莫屬，那是一幅幅令人驚心動魄的畫面─「田裡有人用鏟子把稻苗連頭割起」當夜草餵牛，小孩子連「貓兒養下來還要大得多」，「飯鍋端出來，米粒數得出，孩子拿著飯匙撥開了上面那層蕃薯籤，直往鍋底挖」。這樣的悲傷無須作家再加以挖掘渲染，畢竟苦難的人沒有悲觀的權利，他不能去剖析日子究竟苦到何種程度，只能正面迎接這苦，磨練出一套苦難時代的生活哲學─不需思考，不需知識，勤快謀生，逆來順受。
一個敢於為愛而奔逃，為文學而捨命的作家，難道最後竟屈服於現實，消極而認命地逆來順受？當然不是。他也有澎湃的熱情與崇高的理想，但這份壯志既不能使自己免於貧病與命運的乖忤，更遑論解救人類的苦難。一個無力、無助、瀕於死亡邊緣的理想家，是極有可能發瘋或自殺的，然而在與死神的格鬥中歷劫歸來，他終於大徹大悟─苦難的年代需要悲天憫人的宗教家，支持並引領人類繼續往前走。「逆來順受」不是消極地逃避屈服，而是積極地承受擔當。而承擔這苦難的偉大力量，是內在於每一個生命的堅忍韌性，這股無畏無懼的韌性支持鍾理和走完文學路，也支持鄉野村夫莊嚴地活下去。
鍾理和在人類的苦難中找到了生命的價值與奧祕，致力於人性尊嚴的宣揚，與生命韌性的謳歌。他和他筆下的人物一樣平凡無奇，一樣辛勤努力地營生，沒有作家的獨醒意識，也沒有個人的優越色彩。這種超越人我藩籬的胸懷，是何等的善良厚道。
綜觀鍾理和的生命歷程，他由故鄉出走，將沸騰的熱血流經原鄉，最後又回到故鄉安身立命；他為愛而奔逃，熬盡命運詛咒的陰影，最後也因堅定不移的愛而得到救贖；他由個人的苦難出發，探索生命的尊嚴與韌性，終於在眾人的苦難裡，昇華出悲天憫人的情操。這過程是微妙而耐人尋味的，而其中的種種體驗，正是他奉獻給文學的寶貴內涵。
五、文學評價
歷來從事文學研究的工作者，都賦予鍾理和極高的評價，就創作精神而言，他是台灣文學隱忍精神的代表；就作品內容而言，他提供了殖民地島民的祖國經驗，也保存了反共文學時期，台灣鄉土與人民的社會原貌。就作家的使命感而言，他展現了對鄉土與農民的社會關懷。至於他一生的志業，更是「為文學而生，為文學而死」，被讚嘆為「倒在血泊裡的筆耕者」。
一般學者多著眼於鍾理和對文學的貢獻，賦予他可敬的地位，至於他給予讀者與後進作家的啟發，卻甚少被提及，從他的作品與生命歷程看來，以下幾點是深具特殊意義的：
（一）深遠的歷史眼光
台灣的問題在台灣，不在中國大陸，更不在國際友邦。若把台灣文學的定義，界定在台灣人在台灣這片土地上所從事的文學活動，則可發現一條民族主義分合的軌跡：
清末及殖民初期，張我軍與連雅堂等人的新舊文學之爭，只有文字上的不同，至於文學的定位，則一致趨向與大陸文學合流。
三十年代以後，新文學地位已鞏固，又開始產生鄉土文學論爭，不僅文字上有台灣話文與中國白話文之爭，定位上也有台灣民族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的對立。此時期尚有以日文寫作的知識份子，大量創作了殖民文學。
五十年代反共文學壟斷文壇，文字上統一於國語文，中國民族主義挾政治優勢全面操控，台灣民族主義則只能默默地從事地下耕耘。
八十年代以後，台灣社會開始清楚地自覺，三百多年來台灣已形成和大陸完全不同的、獨立的主體，台灣人已經具有「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」的共識，文字上則以近代的白話文為主流，並開放方言母語。
上述四階段文學上的民族主義分合史，鍾理和恰處於最具爭議性的二、三階段。大多數的作家都是以理想主意的藍圖，來架構自己的文學世界，而鍾理和卻以實證主義的精神，來修正個人的理想，提出自己的主張。
從《原鄉人》看來，早期的鍾理和是一位熱血沸騰的「中國民族主義」者，而且他還將這激情的熱血在原鄉的土地上流過。至於鄉土文學論爭，他在給鍾肇政的信中提到：「我們應該把『文學中的方言』和『方言文學』分開。」「『台灣文學有台灣文學的特色』固是切中肯要之論，但台灣的客觀環境卻限制了方言在這方面的發展，只許它在『文學中的方言』範圍求取地位。」即使它喜歡作品裡的「鄉土色彩」，但此時的鍾理和仍然傾向於「中國民族主義」，堅持以漢語的白話文創作。
自北京回到故鄉以後，鍾理和強烈的祖國意識果然如他自己所寫的：「停止沸騰」，這理想終究經不起考驗，需要重新省察修正。原鄉人的血不再沸騰，但仍繼續前進，篤定地流回生他、養他的台灣土地，默默地在鄉土裡耕耘，他不再標舉「中國民族主義」的旗幟，但也並未投向「台灣民族主義」。
乍看之下鍾理和似乎失去了知識份子的理想，只是消極地從事鄉土報導，這卻不然。在戰後的反共文學時代，他堅持不肯淪為「戰鬥文學」、「歌功頌德文學」的工具，寧願忍受貧病交迫，從這點看來，他是有為有守，堅持崇高理念的作家。透過回歸祖國的經驗，他感悟到台灣問題的關鍵，在於台灣人是否能深愛這片土地，努力經營出一股令人敬畏的力量，而不是狹隘的民族認同，或流淚乞憐，自傷國際孤兒的血淚控訴。
「不患無位，患所以立」，「不患人之莫己知，求為可知也」，歷史延續的動力在文化的傳承，而非政治的分合。鍾理和將文學根植於土地與人民，不憚其煩地記錄著其間的生態、生活與生命，為歷史保存了「求為可知」的真實原貌，也為台灣文學開拓了一條延續民族文化的道路。如此看來，他不但是個愛國主義者，更是個心胸超然、眼光深遠的思想家。
（二）寬厚的社會關懷
關心國計民生是作家的社會責任。不論戰前或戰後，台灣這塊島上的土地與人民都是受盡凌辱的，這種環境背景是社會寫實文學的雄厚資源。
相較於同時代、同背景的幾位作家，鍾理和表達社會關懷的方式是獨樹一格的。就作品所呈顯的內在意識而言，多數作家所強調的是受虐民族的抗爭，是政治意識的覺醒，是對大時代的強烈反擊。就人物與結構的佈局而言，他們都是將自己化身在作品裡，以知識份子與亂世英雄的角色出現，表達強烈的政治理念，為苦難的民族提出控訴，喚醒人民為自己與時代而奮鬥。楊逵、吳濁流、鍾肇政等人，都是傾向於這一型態的作家。
鍾理和關心環境的方式卻截然不同，他所呈顯的是真真實實、毫不修飾的社會原貌，是默默承受的隱忍精神。小說中的主角不是知識份子，而是純樸、認分，甚至有些無知、懦弱的農民，他自己也參列其中，與農民同悲同喜，同樣感受困頓與痛苦，勤奮地面對生活。
其他作家所展現的是敏銳的智慧，卓越的見解、與耀眼的才華，相形之下，鍾理和似乎顯得黯淡無光，只是小家的格局。但細細體會，他冷靜客觀、樸拙無華的文字底下，卻自有一番「悟道」的境界。
走過曲折迢遠的路，看遍形形色色的人，也歷盡永無止期的苦難與滄桑，鍾理和深切地領悟到熱情、知識與理想，並不能改變半個世紀來的苦難真相。搖旗吶喊，痛責戰禍與殖民，意圖喚醒百姓的自覺意識，無異在譴責自己同胞無知、懦弱的奴性。苦難的人需要的是了解與尊嚴，不是同情與救贖，知識份子卓越的見解不過是不關痛癢的標語罷了。
表面上看來鍾理和的鄉土世界是憂傷與卑微的，實際上卻是堅強與柔韌的。這些農民又窮又苦，汲汲營營於生活的細節，似牛似馬地奔勞，無暇思考，愚昧懵懂。但他們真的沒有覺醒意識嗎？在《阿遠》一文裡，看戲的鄉民也懂得「牛換人，太不像樣了」，這是人性尊嚴的覺醒；而《菸樓》裡的蕭順發，也會感嘆「真是冤業」，這是命運的覺醒。只是對他們而言這就是「生活」，而非「苦難」，所以他們沒有痛心疾首，也沒有怨天尤人，更不會自憐自艾，一場民族的浩劫對他們而言只是生活的真相而已。對亂世麻木無知，竟是舉重若輕的生活哲學，這種生命的韌性何等莊嚴，無怪乎鍾理和要冷冷靜靜、小小心心，以近乎神聖的態度來細細刻劃了。
畢竟鍾理和不是一個理想家，而是一個悲天憫人，懂得疼惜土地與人民的思想家。
（三）不朽的文學生命
鍾理和對台灣文學史最特殊的貢獻，在於願為文學而捨命，這是他最為人敬佩，也最為人納悶的地方。他的寫作動機極為單純，只憑著兩年私塾的漢文教育，愛上中國古典文學，後來再閱讀西洋現代小說及中國三十年代的作品，竟然就立志當一個作家，這在保守的台灣農村社會，簡直是無知小兒浪漫天真的想法，然而他卻非常審慎地付出一生來實踐這個理想。
要完成作家的理想必須要有基本的文學環境，鍾理和的外在環境不僅不利，甚至是極大的阻撓。物質生活缺乏，無以事父母畜妻子，甚至蕩盡家產，靠家人養活；身體上又遭受疾病吞噬，孱弱不堪；再加上缺乏發表的園地。這種種不利的條件都不足以打消他創作的意念。好不容易得獎的「笠山農場」，又因環境的變動，無法發表、出版，對於專職作家，這更是惡意的作弄，然而這一切都不足以干擾他的創作，這毅力強得驚人。就創作精神而言，他真的是打不倒的巨人。
最後鍾理和真的為文學而獻出生命，在修改中篇小說《雨》時吐血而死。終其一生，文學幾乎不曾為他帶來基本的名或利。像這樣為文學而生，為文學而死，為文學受盡凌辱折磨，以生命詮釋文學的價值，不免讓人納悶文學真的這麼偉大嗎？或者我們可以跳開懷疑，單純地被他感動，平靜地給予肯定─文學因鍾理和而偉大，鍾理和因文學而不朽。
暫且不談他的作品是否感人或偉大，單論這種以生命相殉的神聖態度，就足以令人肅然起敬了。
六、結語
整部台灣文學史幾乎都是用血淚寫成的，而鍾理和更用生命之泉灌溉這片園地，默默地耕耘，默默地去世，將他一生的體驗化作護花的春泥。當歷史的真相得以保存，薪傳的血脈得以延續，人性的尊嚴得以維護，生存的奧祕得以流傳，是否該肅穆斂容，向這位樸實偉大的前行者至上敬意？
鍾理和毫不矯情地將他的生活融入文學，寫出夫妻、親子之間堅定不移的感情，也寫出鄉下人老實、固執、勤儉、樂天的風土味，至於祖國的真實面目，他也一五一十地提出絕望的告白，樸實的文字中總透露著真誠的感情。儘管這些生活都是不愉快的經驗，但他並未憤怒反擊，也未被憂愁、悲涼的情緒淹沒，只是冷靜地陳述，哀而不傷，隱隱地讓人感受到心靈的善良。
感情的「真」，心靈的「善」，是鍾理和在字裏行間所呈顯的。至於「美」，他不以文字來表現，畢竟就純文學的眼光而言，他的行文樸質而未盡流暢，情境的鋪敘與氣氛的營造稍顯薄弱。鍾理和最令人動容的「美」，是堅忍剛毅的韌性；是透過內省的實證歷程，所感悟的深度關懷；是對「愛」的堅持與昇華。
參 考 資 料
鍾理和全集
遠景出版社 65年11月
新文學傳統的承繼者─鍾理和
葉石濤 聯合文學11卷2期 83年
理和文學不朽─從「復活」的救贖觀談起
李喬 聯合文學11卷2期 83年
特立一代的鍾理和
呂正惠 聯合文學11卷2期 83年
抱著愛與信念而枯萎的人─記鍾理和
楊照 聯合文學11卷2期 83年
從鍾理和的遺書說起─理和思想初探
張良澤 中外文學2：6 62年11月
台灣文學的兩種精神─楊逵與鍾理和之比較
林載爵 中外文學2：7 62年12月
試論鍾理和的社會參與
彭瑞金 台灣文藝54期 66年３月
台灣的文學活動
松永正義／文 柳書琴／譯 當代文學87期 82年7月